罗启锐:我才是最好的“小偷”

罗启锐

来自台湾、香港和大陆的近 90 位导演聚在上海一个旧酒楼吃饭,酒酣之时,大家竟然争着唱起个人少年时的歌曲。这是一个冬日,寒风凛冽,歌声则恣意飘扬。

“吴思远豪迈男儿地唱《康定情歌》,台湾的李祐宁唱《小村之恋》,王童与李行还居然合唱《热情的沙漠》。”这是香港导演、编剧罗启锐在新书《岁月神偷》中提起的一段往事。被问起哪首少年时的歌最难以忘怀时,罗启锐肯定地说,是那首《I Want to Be Free》。

这首歌也是电影《岁月神偷》的插曲之一。这部电影,让罗启锐走上事业的高峰。电影中,罗进一、罗进二兄弟二人趴在收音机前聆听《I Want to Be Free》并随之哼唱的温暖画面,令不少观众动容。而这段饱含深情的往事,事实上是罗启锐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来。

罗进一的原型就是罗启锐的哥哥,罗启锐和哥哥感情一向很好,哥哥患病不幸离世,对他影响颇大。“我真的相信了奶奶说的‘只要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把苦海填满,就能与亲人相见’的说法,把自己从四处‘偷’来的宝贝统统扔进海里,可还是没有见到哥哥。”罗启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

奶奶的话和自己的行为,都被他一一放进了影片《岁月神偷》里,然后为沉淀数年的罗启锐换回了第 29 届金像奖 4 项大奖、第 60 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最佳影片奖等荣誉。“这些是我没有想到的。”罗启锐说,“《岁月神偷》是我一直想拍摄的故事,拍过之后,我轻松许多,像是把记忆有序地摆进了格子中,我就放心了。”

在《岁月神偷》中,罗进二偷走了“夜光杯”。如今,那只“夜光杯”道具仍摆在罗启锐的家中,这是他从岁月中“偷”来的记忆。

高中毕业后,罗启锐想学习电影,但当时香港还没有大学开设此类专业。罗启锐只好学了与之沾边的文学。毕业后,电影梦仍存在于他心中,由于家中无力负担他出国留学的费用,罗启锐只好自己打工攒钱。他做过银行职员,后来从事过广告业,且一度做得有模有样,但他仍无法放弃电影梦。最终,他考入纽约大学电影系,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。

在罗启锐眼里,纽约看起来是个疯狂的城市,纽约大学也不像其他大学有围墙隔断,而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,的确也有很多疯子、小偷进出。罗启锐在第一天拍片子时,三脚架就被偷走了,他很气愤。“因为我才是最好的‘小偷’。”他说。

不过,这个非常规的大学,给了罗启锐很多灵感,也让他结识了日后在电影路上的旅伴——张婉婷。他们后来共同创作完成了《秋天的童话》、《玻璃之城》、《八两金》等始终以情动人的电影。

罗启锐很怀念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电影圈的氛围,“那时香港电影产业还在探索,电影人创作空间很大,可以朝自己想去的方向走”。

然而,在拍摄《岁月神偷》之初,罗启锐就感到有些“局限”。因这部电影是与内地合拍,剧本和片名都要交由有关部门审批。“他们看到名字中出现‘神偷’,便觉得不妥,甚至建议改成‘岁月无偷’。因着急开机,我只好将名字改为《1969 太空漫游》。”罗启锐回忆说。

在电影拍摄结束后,他征求友人意见,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原名好。罗启锐便专程到北京商讨片名,解释自己的“偷”另有其意,而不是真正的小偷。

幸运的是,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,保留住了《岁月神偷》这个名字。

这个过程,也让他对电影有了更多的思考。“其实中国观众很多,一部电影只要有 5% 的观众看就够了。可以放宽限制,让电影人可以拍些有思想性的电影。”罗启锐说,这是他所希望的,也一直在做。

在他看来,香港电影的风格已经越来越少,而且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。他感慨说:“有些人过世了,有些人拍的东西会让我觉得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才华,只为赚钱。”

罗启锐坦言,自己有一套创作标准,不会把拍摄电影当成一个随意的游戏,“不为任何人的口味儿拍片”。他不愿往热闹的电影圈挤,也不愿住在香港市内,因为那里“需要把头仰到 90 度角,才能在林立的高楼中看到一小片蓝天”。罗启锐住在远郊,只为了安心创作。在写《宋家皇朝》剧本前,他翻阅了 200 多本相关书籍才开始动笔,只因他“不愿曲解历史,更不愿写连自己都不动情的剧本”。

“我不愿意随便拍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作品,生活苦一点儿也没有关系。我不会为了拿奖拍片子。有些电影节的评委自己也不是很好的导演,为什么要让他们来评我的作品。我只希望能感动观众,哪怕只有一位,也很满足。”罗启锐说这些时,保持着他一贯温和的语气和微笑。而在《岁月神偷》中,他也写下一句话——“人活一辈子,总要信点什么,那样才能一步难一步佳,一直走下去。”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2011 年 11 月 08 日

罗启锐:我才是最好的“小偷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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